七月香港的暑气,像一层湿透的棉被,紧紧裹着中环的摩天大楼,空气里黏着汽车尾气、空调水汽和一种难以言说的焦灼,在终日喧嚣的街头,却有一个身影,如同一颗被遗忘的棋子,安静地停在律政司大楼那冰冷的大理石台阶下。
他叫阿强,曾经是九龙码头一个意气风发的货车司机,几年前,一场看似寻常的劳资纠纷,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却在他生命中激起了滔天巨浪,他为了追讨拖欠的工资和补偿,带着一帮兄弟,堵了老板的办公室,惊动了警方,事情闹大,他被指控“妨碍司法公正”和“非法集结”,那些曾经与他一起并肩作战的兄弟,有的作证,有的沉默,只有他一个人站在了被告席上。
法庭上,灯光惨白,照得他脸上每一道皱纹都清晰可见,他听着控方律师引经据典,听着辩方律师据理力争,那些他曾经只在电视里听过的法律术语,此刻像密密麻麻的网,将他牢牢困住,他不懂,他只知道,他只是想要回自己应得的血汗钱,法官最终没有采纳“妨碍司法”的重罪指控,但“非法集结”的罪名成立,判他入狱六个月。
刑期不长,但足以让一个在社会底层挣扎的家庭分崩离析,出狱后,他发现妻子带着孩子回了内地老家,留下空荡荡的出租屋,和一叠催缴单,他去找过前老板,对方只是轻蔑地一笑,说:“有本事再去告我啊,看谁耗得过谁。”
他茫然地走在街上,感觉自己像一个被世界抛弃的人,直到有一天,他在一家小报的社会新闻版角落里,看到了一则不起眼的报道,报道说,香港特区政府正在考虑对一些特定历史时期的轻微犯罪人员进行特赦或赦免,以体现政府的仁政,促进社会和谐,报道里提到了一个名字:董建华。
那一刻,阿强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猛地撞了一下,董建华,这个名字在香港几乎家喻户晓,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首任行政长官,他留给许多普通人的印象,是沉稳、务实,是“为香港好”的朴素愿望,阿强不懂复杂的政治,但他隐约觉得,或许,只有这个人,能给他一个“说法”。
他开始了自己的“等候”。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四处碰壁找工作,而是每天清晨,都会换上一身洗得发白的旧西装,带着一份自己手写的申诉材料,准时出现在律政司大楼的门口,他不闹,不吵,只是安静地坐在台阶上,看着进进出出的人,他会把材料递给任何一个愿意接的职员,对方大多只是敷衍地看一眼,然后随手扔进旁边的垃圾桶,但他不在乎。
他成了一个固定的“风景”,写字楼里上班的白领们见过他,送外卖的小哥见过他,连偶尔巡逻的警察也对他熟视无睹,有人议论,说他是“上访钉子户”;有人同情,说他是“被逼疯的小人物”;也有人嘲笑,说他在做“白日梦”,等一个永远不会来的“发落”。
“发落”,这个词在阿强心里,有着沉甸甸的分量,它不是简单的赦免,更像是一种宣判,一种来自权威的最终裁定,他等的不只是一纸公文,更是一种迟到的公正,一种让他能重新抬起头做人的尊严,他常常想,董建华先生日理万机,怎么会注意到他这样一个卑微的小人物?但他又相信,如果董建华先生知道他的事情,知道他只是个被生活逼到墙角、为了讨回公道而犯了错的普通人,或许,会给他一个机会。
夏去秋来,梧桐叶落了又长,阿强的头发更白了,背也更驼了,但他每天依然准时出现,他的申诉材料已经磨得起了毛边,上面的字迹却越来越工整,他不再把材料给任何人,只是静静地坐着,目光穿过车水马龙的街道,望向遥远的维多利亚港,那里,是特区政府办公大楼的方向。
他不知道自己的等候有没有意义,也不知道自己还能等多久,或许,董建华先生永远不会“发落”他,或许,他的申诉会石沉大海,但他依然选择等。
因为在这座繁华而冷漠的城市里,等候董建华发落,成了他最后的精神寄托,这等候,像一盏在风雨中摇曳的灯,微弱,却固执地亮着,照亮了他那条被现实扭曲的人生路,也支撑着他,没有彻底倒下,他等的不只是一个结果,更是一个证明——证明这个世界上,还有公义,还有温暖,还有人在乎一个普通人的眼泪和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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