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门的光影叙事里,大三巴的巍峨、官也街的喧腾、银河的璀璨,早已成为这座城市向世界展示的“封面”,但若想读懂澳门最鲜活的肌理,或许需要走进氹仔旧城区一条不起眼的巷弄——那里没有游客的潮涌,没有霓虹的闪烁,只有一家名为“一点红”的烧腊档,用三十年的炭火与匠心,在城市的褶皱里燃起一簇不灭的“红”,这“红”,是酱油的色泽,是炭火的温度,更是澳门人藏在烟火气里的生活哲学。
巷弄深处的“红色地标”
“一点红”藏在氹仔官也街旁的十月初五日巷,门头不过两米宽,木质招牌上的“一点红”三个字,是老板用红油手写的,笔划里带着岁月的洇染,档口前摆着四张折叠桌,几把塑料凳,从清晨到傍晚,总有三三两两的食客坐着,有人捧着烧鸭饭埋头猛吃,有人端着奶茶闲话家常,连巷口乘凉的老阿伯,都会踱步过来问一句:“今日烧鹅靓不靓?”
这家档口没有菜单,墙上用粉笔写着今日主打:烧鹅、叉烧、烧肉、白切鸡,老板阿福是个六十出头的澳门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子卷到肘部,正握着扇子给挂炉里的烧鹅翻面,炉火烧得正旺,映得他脸上的皱纹都泛着红光,空气里飘着焦糖色的甜香——那是烧鹅皮下脂肪被烤化后,滴落在炭火上发出的“滋滋”声,也是澳门人记忆里“家”的味道。
“我十四岁跟着父亲学烧腊,那时就在这巷口摆档,用煤炉烤,推着自行车叫卖。”阿福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澳门腔,手里的扇子却没停,“后来澳门发展,周围都盖了高楼,很多人以为我们搬走了,其实一直在这儿。‘一点红’的名字,是父亲取的,他说烧腊要红得亮堂,做人也要实在,不能‘暗’。”
三代的传承,一味不变的“红”
“一点红”的“红”,首先是视觉的红,烧鹅皮要烤得金红透亮,像涂了一层琥珀;叉烧要裹着蜜糖色的酱汁,边缘微微焦脆;就连白切鸡的鸡皮,也要泛着健康的淡红,这“红”不是靠色素,而是靠时间的把控——烧鹅要烤足45分钟,叉烧要翻面8次,白切鸡要浸在老汤里 precisely 25分钟。
“我儿子现在帮我档口,他总说‘爸,现在都用电炉了,比你那炭火省事’。”阿福笑着摇头,“炭火不一样啊,火性‘活’,烤出来的东西有‘锅气’,你看这烧鹅,皮脆肉嫩,汁水都锁在里面,就是炭火的功劳。”他的儿子阿杰在旁边切肉,刀工利落,每片烧鹅都厚薄均匀,他说:“小时候最讨厌夏天,档口热得像蒸笼,但现在想想,那些汗水里,有父亲的味道,也有澳门的味道。”
除了传统烧腊,“一点红”还有一道“秘密武器”——咸鱼鸡粒炒饭,用澳门本地的咸鱼,先蒸后拆,与隔夜饭、鸡粒、鸡蛋一起猛火快炒,锅气混着咸鱼的鲜香,一上桌就能勾起食客的食欲。“这道菜是我妈发明的,”阿杰说,“以前客人多了,菜不够,我妈就炒个饭给大家垫垫肚子,没想到成了招牌。”这道炒饭成了很多老街坊的“指定菜”,有人甚至专门从路环开车过来,就为吃这一口“家的味道”。
烟火里的澳门温度
在澳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一点红”像一座“时光锚点”,每天清晨五点,阿福就去市场挑鹅,只选广东清远的黑棕鹅,每只都要4斤以上;七点开始起炉、刷蜜糖、挂鹅;十一点档口开张,食客便陆续上门,有附近的上班族,点一份烧鹅饭带走;有退休的老人,坐在档口边吃边聊;还有游客,跟着本地人的推荐,找到这条巷弄,尝一口“最澳门的烧腊”。
去年疫情期间,档口关了三个月,阿福急得睡不着觉。“租金要付,工人的工资要发,可怎么办?”他说,“后来政府有帮扶,我们老顾客也主动打电话来问‘什么时候开档’,我们一开门,他们全都来了。”那天,阿杰记得很清楚,有个老顾客一口气买了三只烧鹅,“他说‘在家闷了三个月,就想吃你家的烧鹅’”。
“澳门就是这样,”阿福一边给客人打包烧鹅,一边说,“不管外面怎么变,这巷子里的烟火气不会变,‘一点红’的灯不会灭,因为我们知道,这不仅是做烧腊,是在守着澳门人的根。”
从氹仔的老巷到世界的舞台,澳门的故事里,有历史的厚重,也有市井的温情。“一点红”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响亮的口号,却用一炉炭火、三十年坚守,在城市的内部燃起一簇温暖的“红”,这“红”,是澳门人对传统的执着,对生活的热爱,也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底色——它藏在巷弄的烟火里,藏在食客的笑容里,藏在每一个澳门人的心中,永远明亮,永远滚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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