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套房子成为执念，人性便会在逼仄的空间里扭曲变形。”2010年，彭浩翔执导的电影《维多利亚一号》将香港高房价下的社会焦虑推向极致：女主角郑丽雯在蜗居11年后，手刃开发商、邻居乃至怀孕的租客，只为“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影片以极端暴力的方式，撕开了都市生存的伤口，而其背后，并非天马行空的虚构——现实中的“维多利亚一号原型案例”，早已在房价与欲望的绞杀中,上演过比电影更残酷的悲剧。
银幕之外：香港“地产霸权”下的生存困境
《维多利亚一号》的故事背景，是2003年后的香港楼市，彼时，在超低利率与内地资金涌入的双重刺激下，香港房价一路飙升，普通市民的购房梦沦为泡影，影片中，郑丽雯一家五口挤在“维多利亚一号”一个不足10平米的“劏房”（隔断房），每天听着邻居的争吵、楼上的噪音，在潮湿发霉的环境中挣扎求生，这种“空间压迫感”，正是香港底层民众的真实写照。
据香港房屋委员会数据，2003年至2010年间，香港私人住宅价格累计上涨超过150%，而同期普通居民收入涨幅不足30%，一套40平米的“上车盘”，总价相当于普通家庭20年的收入，房价与收入的严重失衡，让“有瓦遮头”从基本需求异化为“遥不可及的奢望”，正如郑丽雯在电影中所吼：“为什么我连一个厕所都买不起？”这句质问，道出了无数香港人的集体愤怒与无力。
原型探秘：现实中的“郑丽雯”们
电影中郑丽雯的“复仇”，源于开发商恶意抬价、强拆家园的导火索，而在现实中，香港曾发生过多起因住房问题引发的极端事件，其中最接近“维多利亚一号”原型的，是2009年“元朗天水围邨凶杀案”与2010年“九龙城寨拆迁悲剧”。
天水围“邨民”的绝望呐喊
2007年，天水围邨被曝出“邨民”连续自杀事件，这里的居民多为低收入家庭、单亲母亲，他们居住在公屋中，却因周边配套匮乏、就业机会稀少，陷入“贫困-孤立-绝望”的恶性循环，2008年，一名单亲母亲因无力支付租金，带着两名年幼子女跳楼自杀，遗书中写道：“活着太累了，房子、工作、孩子的学费，像大山一样压着我。”这一事件震惊香港，也让公众开始关注“被遗忘的角落”。
天水围的悲剧，与郑丽雯的遭遇高度重合：都是底层民众在住房压力下的精神崩溃，都是“空间剥夺”引发的人性异化，电影中郑丽雯杀死怀孕租客的情节，虽属艺术夸张，却折射出底层民众在资源争夺中的极端心态——当“拥有一套房”成为唯一的生存信仰，任何“竞争者”都可能成为敌人。
九龙城寨的“最后抵抗”
九龙城寨曾是香港“法外之地”，这里聚集了数万贫困居民，在5.8公顷的土地上挤满了密密麻麻的“握手楼”，1993年，城寨被强制拆除，无数居民被迫迁往新界偏远公屋，一名老居民因不愿离开居住了40年的“家”，手持汽油桶与拆迁队对峙，最终被捕，他对记者说：“这里有我的记忆，我的根，他们要拆房子，不如拆了我。”
城寨的拆迁，象征着资本与权力对“非正规空间”的彻底清除，而电影中开发商强拆郑丽雯旧居的情节，正是这一现实的投射，当个体在“城市更新”中毫无话语权，当“家”可以被随意定价、摧毁，反抗便成为唯一的出路——哪怕是以暴制暴。
社会镜像：高房价如何“制造”凶手？
《维多利亚一号》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揭示了“住房问题”背后的系统性暴力，郑丽雯并非天生的杀人狂，而是被房价异化的“牺牲品”，她的悲剧，是多重社会因素叠加的结果：
- 地产霸权的垄断：香港土地长期由政府垄断，开发商通过“囤地惜售”推高房价，形成“价高者得”的畸形市场，普通市民在购房游戏中，注定成为被收割的“韭菜”。
- 社会保障的缺失：香港公屋轮候时间长达5.8年（2023年数据），夹心阶层的“上车盘”供应严重不足，底层民众在“买不起”与“租不好”的夹缝中，精神压力不断累积。
- 消费主义的洗脑：媒体将“买房”等同于“成功”“幸福”，让“有房才有家”的观念深入人心，当社会将人的价值与房产挂钩，无房者便被贴上“失败者”的标签，陷入自我否定与仇恨。
正如香港学者吕大郎所言：“郑丽雯的刀，砍向的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这个让‘住房’变成‘奢侈品’的社会。”电影中的血腥复仇，实则是底层民众对结构性不公的极端控诉。
当“家”不再是港湾
《维多利亚一号》上映13年后，香港房价仍在高位徘徊（2023年平均房价达每平米13万港元），天水围、深水埗等地的“劏房”问题依然严峻，现实中的“郑丽雯”们，或许不会拿起刀，但他们仍在日复一日的“蜗居”中，承受着精神的煎熬与尊严的剥夺。
电影终会落幕，但社会问题不会，当“家”不再是温暖的港湾，而是压垮人性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便不得不反思：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是否忽略了“人”本身的价值？或许，只有当住房回归“居住属性”，当每个普通人都能“住有所居”，香港才能真正告别“维多利亚一号”式的噩梦。
毕竟，没有人生来就想当“凶手”,他们只是想有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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